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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河:中国即将进入城乡关系消失的时代,我们准备好了吗?

2021-06-04 20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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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去40多年中,中国的城市化,以每年1%的速度推进,这是上下三千年所未有的,也是全球大国所未有的,在今天,城市化还在推进,未来20年到30年中,我们即将进入城乡关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——消失的阶段。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数字的变化,更意味着我们要在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、城市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多的准备和努力。”5月11日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,乡村人口比例降到36.11%,对此,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。

李河: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西方政治哲学史、当代国外文化政策研究、中国传统思想研究。受访者供图

百年城乡关系变迁由乡村支配型到城市支配型

1953年,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,我国乡村人口比例为86.74%,到1982年,改革开放之初,乡村人口比例为79.4%,30年间仅降低了7%左右,乡村人口仍旧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。

“如果把百年城乡关系的变迁分阶段的话,改革开放之前,都可以算作第一阶段,这个阶段,是乡村支配型的阶段,”李河说,“在人数上,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,在社会结构上,城市的社会结构和乡村的也非常类似,可以看做是一个放大的乡村,观念上一样安土重迁,经济也是自然经济,社会关系形态也是熟人社会。”

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城乡壁垒的打开,人口逐渐开始流动,工业高速发展,大量人口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,“这个时候,城乡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,也可以看做是城市支配型的阶段。40多年中,我们的城市化率,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,到今天,城市人口已经接近三分之二,从结构上,已经越过了全球54%-55%的平均水平,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。”

城市支配型的城乡关系下,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,李河说,“传统的社会关系解体,这对乡村的影响非常大。当然,确实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本土人口为主的乡村,但已经比较少了。更多的乡村中,人口是混合的,有村庄合并中人口的流入,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口流出。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,一个是东中西部乡村之间的阶梯化差异,比如北上广这样的城市,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80%,达到或者进入了发达国家水平。另一个是城市群带来的远近郊差异,过去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城市群的过程,使得接近中心城市的乡村,更快地完成了城市化。”

城乡关系的最后阶段城乡差别消失

2012年,我国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乡村,不到10年间,乡村人口比例下降幅度超过10%,城市化仍在加快,李河认为,未来20年到30年间,我们将进入城乡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——城乡关系消失的阶段,也是城乡差别消失的阶段。

“过去讲三大差别,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,其中城乡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曾几何时,我们想象城乡居民各半的情景,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,但现在,我们必须要考虑,未来城乡关系、城乡差别彻底消失的问题了。”

一个数千年的农耕文明,正处在彻底改变的关头。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,是一次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拐点上的普查,对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、探讨未来乡村发展路径至关重要。过去十数年中,我们以每年1%的城市化率,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的程度,这有好处也有代价。好处是,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,即可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,这是全球大国所未有的。但同时,这么快的速度,显然是非自然的,所以我们也在承受着剧烈变化背后的沉重代价,传统的生活空间快速消失,我们的文化记忆快速灭失,三代人承受着家庭、教育、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和代价。”

“乡村文化以这么快的速度消失,是不是大家都喜欢,都能接受,显然不是这样的,”李河说,“更重要的是,在今天这样特殊的国际关系形势下,我们怎么处理新时代的城乡关系?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内循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?这都是需要思考的。”

城乡关系消亡期尽可能“软着陆”

未来很近,但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城乡关系变化?李河认为,我们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准备。

“在城市支配型的城乡关系下,未来城乡之间的产业、资本的融合、人口的流动将更加明显,大量的乡村还会快速城镇化,但相应的配套政策是否能跟上,比如教育、医疗、文化建设等,恐怕是一个考验,”李河说,“过去的城市化中,一方面乡村本身的公共空间变化不大,另一方面,大部分进城人口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教育、城市化教育等,在未来,这都是需要考虑的。”

城市化不仅是人口比例的变化,城乡差别的消失,也不只是人口进城就实现的,李河说,“数字上的城市化容易做到,但还有很多内涵式的指标,比如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、社会保障等,能不能跟上?这些年来,我国乡村的发展中,这些方面确实发展很快,但和城市相比,差距仍旧存在。在未来的2035年,我们要初步实现现代化,甚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,全面实现现代化,城乡之间这些方面的差距,显然都是要解决的。”

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中,进城人口的再教育和社会保障、留守人口的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等问题,或许是未来需要特别重视的,李河说,“未来需要做更多配套的、分项的工作,比如针对乡村留守的弱势群体,他们的公共卫生服务、社会保障水平,怎样才能进一步提升?同时,第一代进城的人,很多已经因为年老而回乡,他们的养老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。再如,乡村劳动力中的适龄人口,也就是青少年,他们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,大部分会进城,他们的教育问题,比如就业教育、城市化教育怎么解决?过去我们很少有相应的教育,但事实上,并不是进城后就会自然变成城市居民,他们需要更多的教育,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,在城市里更好地就业,奋斗出更美好的未来。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,而这些工作,正是城市化的最后10里。但这最后10里也是最难的,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,让城乡关系的消失过程,尽可能地‘软着陆’,避免出现一刀切、粗暴的做法和现象。”

挽救历史文化村落最后的机会

过去很多年中,城市化使得大量自然村落消失,为此,我国在多年前就开始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工作,但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传承悠久的村落衰亡。

李河认为,今天这个城乡关系转变的关键时期,也同样是保护千年农耕文化的关键时期,“当前,对那些文化保留相对完整的村落,还有自然环境较好的村落,应该有进一步的普查和再次评估,以免他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彻底消失,这也是未来长远发展中,最后一次保护传统文化村落的机会。”

同时,李河也认为,对我国自然村消失的情况,也应该有更准确和详实的数据普查,及相关的政策设计,“数以百万计的自然村消失,乡村文化记忆该如何保留和保护?首先要有更精确的调查和统计数据,然后依据这些调查的结果和数据,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,不少自然村消亡之后,留下了为数众多的“荒村”,李河说,“荒村在很多地方都存在,人走了,村子留下了,没人管理,自然就逐渐荒芜了,这些荒村,既是文化记忆,其实也是文化资源,怎样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?这也是需要考虑的,我们当前正在建设文化强国,那么,对于那些承载着传统农耕文化的历史文化村落,对于那些承载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记忆的荒村,该怎么让它们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?这都是当前乃至未来需要探索的事情。”

新京报记者周怀宗

编辑张树婧校对李项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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